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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酷博平台
                                                                          发稿时间:2020-09-18 07:21:10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访谈节目,重点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有关访谈内容已于9月14日对外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据《IT时报》,华为华东某研究所工作的一名程序员称,因为美国制裁,很多涉A(美国)芯片的项目都被砍了。 “五、六月份时的一个项目做一半被砍了,因为涉A。听老员工说,华为老早以前就开始‘去美化’了,将用美国设备的芯片尽量国产化。”

                                                                          鲍尔森:有趣的是,我所尊敬的人在各行各业有不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知欲。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促使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文化。我2009年离开财政部时,开始撰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这本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待了1年时间。这也是你曾经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地方。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看法的?

                                                                          另一个积极信号发生在软件领域。9月10日,余承东在华为开发者大会2020上正式宣布,明年华为的智能手机将全面升级,支持鸿蒙2.0操作系统。

                                                                          鲍尔森:大使先生,感谢你全面的回答。我想谈两点,一是你刚才谈到的香港以及其他涉及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看法。美方理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往往会说中方是否违反了所签署的协议?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很难消除,当前重要的是你们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对话,因为当前美中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如你所说很难解决。二是你刚才所谈让我想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如果美中没有建设性关系、我没有及时同中方同事通上电话,世界将大为不同。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范例。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过去几个月相继发布声明,强调禁令已导致与华为无关的企业损失将近1700万美元,将抑制企业购买美国制造设备与软件的意愿,最终伤害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给供应链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